苗族的传统医药文化发展至今已是光辉璀璨，“神药两解”的民俗医疗观念仍然影响着苗族人民的求医方式，在田野调查中发现，苗族乡村的人们在求医问药的过程中除了努力地寻求医药的方式治疗外，也会采用宗教信仰，借助鬼师、媒拉、先生等神职人员的帮助，经常起到意想不到的结果。苗族人民在过去长期处于不断迁徙，躲避战争，经常与自然、疾病做斗争的情况之中，随着时间的流逝，为了生存，苗族人民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知识，依靠师徒相授、口口相传，形成了独特的民俗医疗体系。
一、疾病的认知
（一）疾病的分类
医学人类学用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人群去解释患病的原因，研究疾病背后人群的文化背景与风俗信仰。“医学知识的产生和教育受到其所处的文化模式的影响，疾病的诊疗受社会环境制约”[1]。到现在，疾病不仅仅是由于细菌病毒所引起的了，很多疾病叙事已经超过现代医学的范畴，尤其是精神和心理的疾病。
南希·斯盖普-休斯（） 和玛格丽特·洛克（M.Lock）给出了三个身体的概念，包括：个体的身体、社会的身体、政治的身体。个体的身体是指身体自身的生活体验；社会的身体是指身体作为自然、社会、文化的符号表述；政治的身体是指身体的调解和控制[2]。高坡苗族对于身体的表征有独特的认识，他们认为在个体身体中，头发位于人身体的最顶端，人的头发是最毒的，如果人被毒蛇咬了，用镰刀割头发捆在被蛇咬的伤口上面，以毒攻毒就可以阻止蛇毒扩散，因此人的头发很金贵，可以用来做药。例如苗药师讲述霍乱病发的原因，霍乱病发的高峰期一般是在夏天，天干才容易得，下雨的天气反而不会出现霍乱病，他们居住的地方，农耕发达，遇到天干一两个月，田埂就会变干，农作物也会干死，就挑水去浇，有时候拿污水也去浇，寨上有很多坑坑洼洼的地方，牛经常会在那些地方拉粪便，村里的人就会割点草垫在那里，一等到满了，捂着就像家里的肥料，天干了很久，突然就下雨了，路面上就出现一股气，以前穿的都是拿草编的草鞋，经常脚都是露在外面的，这些气就会从脚的毛孔传进来，这个气就是毒，也就是引发霍乱病的原因。
对于健康和疾病的界线，高坡背牌苗族没有严格区分的界线。健康就是身体没有明显的疼痛和不适，能够正常的劳动；精神上愉悦，主要呈现在身体的过程中比如微笑、语气欢快等行为。一般身体和精神能达到这样的状态就被他们认为是健康的了。相较于健康，疾病更容易被人们的身体认识到。他们也将疾病按身体疾病和精神疾病分开，身体产生异常的感受，主要分为“病、痛、伤”三类。“病”表现出饮食不佳、痛痒、头晕、感冒发烧这些轻微的疾病，在人的承受范围内，往往不会被认为是疾病，至少不会造成重大的困扰。身体最为敏感的是产生疼痛感，而且超过人的承受能力，这个时候才会引起他们的重视，感觉自己生病了。伤则是外力施加或者意外所致，例如刀伤、摔跤或因打架斗殴所引起的内伤。外伤是能够被人看见的，而内伤是对身体内部机能造成了损坏，恢复的时间会很长。不论是病、痛还是伤，都需要人的身体感受到不适，他们才会将其视为病。在精神方面，一种是没有明显的疼痛感，行为异常、精神紧张、做恶梦、甚至疯癫。第二种则是会感到身体痛，但是无法区分身体的疼痛来源于哪里，没有具体可感的痛。在求医问药之前的一段时间，病人以及家属会对疾病根据自身的认知进行分类，进行自我诊断之后才会去寻求解决的办法。总之，高坡背牌苗族对于疾病的认知不是盲目的，他们有独特的地方知识体系，“身体作为文化的存在性基础”身体和精神都不是独立的，作为一个整体存在于一个确定的环境。
传统病因论有“自然”和“非自然”论。“自然”论“从物质的层面理解健康和不适，强调人体的平衡以及人与自然界的和谐。认为人体内的各种元素如阴阳、寒热、体液和五行等顺应自然的变化，保持动态平衡，人的健康状态就良好。如果平衡受到干扰就会出现不适。”[3]“非自然”论从超自然层面理解疾病，“不适被认为是由超自然的神、鬼、祖先的灵魂、恶灵或者是具有超自然能力的巫师或女巫、恶魔有目的的干扰引起的。医治者通常采用宗教仪式或巫术来治疗不适”，而高坡背牌苗族的医疗观念处于两者之间，往往一种病也会采用两种医疗方式。
案例1：“我的伙戚①，牙齿冒血，送到医院，牙齿淌血不停，像传染病，止不住，晚上又去人民医院，也说是传染病，出血不止，找到鬼师拿书翻，就说好像是两弟兄搞祖坟没有谢土，还带着一样东西回来了，鬼师就叫他们去准备一个猪头、四只猪脚、尾巴，谢土神就好了。家人就买了一个小猪，头小，脚小，请鬼师谢土，12点家里的老小就集中去惠水看他，一个人不留，走路到药勺才得车子坐，他们到惠水医院看他，询问他相关的情况，他说12点钟就一滴也没有流了，而那个时候我们在吃平伙②，看牛，去看老祖宗的酒的坛坛，有人揭开石板看，老祖公的酒坛不见了，就另外买了一个新酒坛，原来是当时老祖宗的酒坛大，他们就拿起去家栽花了”。 上一篇：疾病仪式治疗的地方经验与文化认同研究 —— 下一篇：没有了